原先李定劝洛阳这些耆老们回去，可这些耆老们一个个“生病”了。这些老家伙岁数最小的都有六十多岁，李定也不敢用强，便向王巨汇报。当然，最尴尬的是王巨，这些老家伙就不走，朝廷诏令算什么了？

随后富弼之死，与富弼的信发作，李定更不敢吭声了，甚至草草地将那些乡绅查了查，迅速返回京城。直到王巨发疯，洛阳这些老家伙才产生了害怕。

然而他们真的不想离开洛阳啊，不提什么聚会的啥，洛阳乃是宋朝的西都，多繁华啦，然而回到老家能干嘛。况且王拱辰建设的那个超级豪宅，这一走，这栋豪宅怎么办？

司马光就上书，陛下，是你命老臣在洛阳修书的，但这本长达数百万言的史册，仅是臣与群僚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。并且它也是先帝的嘱咐，故老臣多请王拱辰等人协助。

我们走了，这个史书怎么办？

古代对史册十分看重的，而且它算得上重要的文功，赵顼听了头痛，便找王巨协商。储蓄得太多，实际是一种贬值与浪费。”

更好的棉种，没有带过来，可能彼岸还没有找到。

但没有人怀疑，因为几项杂粮都开始收获了，而且产量皆很高。

“但这些布帛发放下去，无疑会打压了这些商贾的囤积居奇，也不会让明年丝料价格抬高，否则印制绢交的成本必然会增加。其次是熙宁变法虽使得国家财政终于宽裕起来，不过它们中间的一些弊病，确实伤害了部分的百姓，这也是变相地归还于民。民心安定，国家就得以安定，上下就会齐心协力，这种内部环境才有利于伐夏。”

“司马光说国家财富是不变的，此言错也。太宗之时我朝经济能与现在相比吗？有人说臣是修路狂魔，实际交通发达了，经济也就变好了，百姓手中有了余钱，就能刺激商贸的发展，国家经济同样也就盘活了，而且臣在地方任职时的各州县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实际若非南方用兵产生了一些额外费用，臣打算今明两年，每年拿出两千万贯的布帛，用于各州县，让他们兴修道路水利。”

“陛下，诸公，秦国有秦直道、灵渠、郑国渠、都江堰、长城，汉朝将黄河人为的改流，隋朝有大运河，这些工程都陆续地造福了后人，然而这些朝代也因此而亡国，故唐朝罕有大型工程。实际论工程，没有一个朝代能及我朝，只是我朝执行的不是大型工程，而是许多细碎的小工程小水利，可这些工程水利规模加起来，远胜于前面诸朝诸代。所以苍海变成了桑田，高山升起了茶园，平湖变成了沃土。现在臣的做法是一样的，但与前面不同，非是差役，而是募役，皆是相关到百姓自己所在的州县工程，也就是关系到百姓自身的幸福，因此民不会苦之，而为乐之。可经过这两年改造，我朝各州县境内道路情况会进一步的改良，同样会出现一些小水利，影响会十分深远。”

王巨打算由各路提举司、转运司、刑狱司共同监督这些钱帛的去向，不过仍会有一部分被官吏贪墨下去，余下的材料费用不会很高的，现在不可能使用钢筋水泥了，大不了有一些车辆的损耗，与火药的消耗，因此若拨出三千万贯，最少两千万贯变成工钱，发放到贫困百姓手中。这无疑会改善许多贫困百姓的压力。

“至于伐夏，可能费用会很高，但不可能象庆历那么漫长，因此费用不会高于庆历战争时的费用。陛下，勿用担心了。况且看似拨出了钱帛，实际丝料成本的控制节约了一部分钱帛，百姓手中余钱更多，商贸繁荣，一部分也通过商税重新流回到国库。”

都说到这份上，怎么办呢？

实际上没有王巨所说的轻松，走出延和殿后，王巨心中甚至在想，当初如果提出在中书是四年，而不是三年那就好了。

不过这是不可能的，不提赵顼的疑心，就是赵顼的身体，恐怕也熬不到那时候。说不定自己前面去了陕西，后面赵顼就会发病。别看王巨大手大脚的在花钱，实际每一项开支，都是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的。

就象他今年打算改良保马法与保甲法，同时适度地取缔一些州县的苛捐杂税，但正是考虑到财政，以及未来伐夏的开支，不要说未来，明年就有一笔不小的开支了。所以王巨最终没有提议了，而是拖到来年才根据情况执行。

因此王巨心中默默地说了一句：“希望这两年风调雨顺吧。”

一旦来场大灾害，不仅会让一些人借此攻击，朝廷又要花费大量钱帛了。

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又来了。(未完待续。)